我国核试验发生意外后,他们主动请战赴空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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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5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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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敬璞、时任国防科委主任陈彬、以李达为首的全军六大军区军以上干部,都在指挥大蓬内,静静地等待15时那个庄严...

  ◎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他们中有的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在这支队伍中,从部领导、院领导、专家到每一位普通员工,他们身上体现的为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让我感动。”9月12日,79岁的中国广核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尤德良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从自己曾亲历的一次核试验中可见一斑。

  这次核试验发生在41年前。

  1979年9月13日,新疆马兰核试验场,东风某型号核弹头全当量试验准就绪。这是我国开展核试验以来,当量最大的一次氢弹空投试验。  

  九月初,时任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带队,二机部九局张培望、尤德良、宋学良随行,从北京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之后乘车沿公路翻天山,经过差不多5个小时,到达马兰基地。

  早在8月,由二机部九院院长邓稼先任队长的第九作业队,已乘专列在基地提前做试验的准备工作。

  本次试验主要是验证核弹头全当量试验的设计参数和爆炸效应,同时,兼顾全军对核爆炸现象参观见习需要。为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组织以李达副总参谋长为首的1500人军队干部进驻场区参观,其中军以上干部就达300多人。他们已先期到达试验场,分为六大军区安营扎寨。每个军区都有一块独立的营盘,高大的营门上,用醒目的红底白字标注大军区名字。每个军区营区用解放牌军用汽车排列做围栏,围在中间的是帐篷群,场面非常壮观。

  13日4时,第九作业队全体参试人员乘车出发,奔向各自岗位。尤德良和宋学良随赵敬璞乘吉普车,前往试验场720指挥部。指挥部是一个很大的帐篷,距爆心约60公里。赵敬璞、时任国防科委主任陈彬、以李达为首的全军六大军区军以上干部,都在指挥大蓬内,静静地等待15时那个庄严时刻。按照分工,邓稼先等在几百公里外的马兰机场,负责产品装配,飞机装弹起飞等。

  约下午15时,飞机轰鸣声由远及近,越过头顶飞向爆心方向,接着在试验场上空盘旋。按照指令,大家戴上防护镜,面向爆心方向,静静等待蘑菇云升起。

  可是投弹飞机已在天空消失,也没看到蘑菇云。在指挥帐蓬外观察点等待的尤德良摘下防护镜,走进指挥大蓬,大蓬内一片忙碌。与马兰机场电话联系,被告知飞机已返回,飞行员报告已完成任务,飞机弹舱也是空的。

  为什么没响?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在场的二机部最高首长赵敬璞。

  赵敬璞让尤德良到大蓬外叫台车,陪同一起去试验场,时任国防科委作战试验部部长高健民和基地朱参谋长坐上另一辆吉普车紧随其后。

  向岗哨带队的军人说明来意获准放行后,赵敬璞却让尤德良和宋学良下车,说没穿防护服,进去很危险。宋学良无奈下了车,尤德良却坚持不下车。

  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车辆到达爆心。大大的十字白色靶标非常醒目,但是不见炸弹。炸弹到哪去了?

  患肺心病的赵敬璞走不动,坐在车上指挥其他人绕着靶心找,不知绕了多少圈,也没发现落弹地点。天快黑了,大家又累又渴。精疲力尽之时,有人建议,趁天黑之前,派直升飞机来寻找。

  赵敬璞同意后,大家坐车撤回指挥大蓬。大约20时用餐时,飞行员报告,在靶心几公里外发现了烧焦的降落伞。

  直升机发现了目标,但需要派人核实。当晚九院二所罗元璞等人,带着γ测试仪,摸黑按着直升飞机提供的大致方位,冒着生命危险,摸到弹坑附近,测出γ超常值,初步确定了落弹地点。由于天已黑,只能第二天到现场查勘。

  9月14日,从马兰机场赶过来的邓稼先,同带队的赵敬璞等一起到现场,查勘化爆弹坑。这次,赵敬璞没有同意尤德良陪同。

  事故发生后,赵敬璞共进入事故现场三次。最后一次是尤德良陪同乘坐吉普车,现场观看马兰基地工程兵团处置弹坑。在当时防护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工程兵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忘我牺牲精神,让尤德良深受震撼。

  回到北京后,凡是事故后进场的人,都到307医院内一科住院体检,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检测每人一周里尿中钚239的含量。

  让尤德良感动的是,赵敬璞动员其他人去医院检查,自己却坚决不去,“我年龄这样大,检测出来又能怎么样?”

  住同一间病房的尤德良和邓稼先数据中间偏上。钚239数值最高的,是八一厂拍专题片的两位摄影师、九院的罗元璞等。

  出院后大家回到各自岗位,继续工作。按照保密纪律,成功的核试验,只能按公开报道口径说,对这次失败的核试验,大家更是忌讳莫如深。直到1986年邓稼先病逝后,在有关他的事迹中才提及这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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